近日,最高检要求进一步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特别是要严厉惩处主动、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现实中,一再出现受贿者因贪入狱,而行贿人却逍遥法外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行贿犯罪是受贿等职务犯罪的重要诱因,应坚决杜绝对行贿犯罪“法外施恩”。

李少平:认为行贿出于无奈,这是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也是人们对行贿者表现出同情、宽容的原因。

很多人认为,行贿者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受贿方手握国家权力,行贿人是迫不得已而行贿。有人甚至认为行贿是“潜规则”。

这样不良的社会风气,让行贿者风险小、利润大,让原本清白的人也踏入行贿者行列,却没有认识到这也是一种犯罪行为。

李少平:很多行贿人都是当地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负责人,一旦对其依法处罚,必然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税收收入及人员就业。因此,一些地方常常只要求这些行贿人交代情况,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或减轻处罚、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

有的案件牵涉同地区的多名干部,出于全局考虑,党委、政府往往会采取“给政策、给出路”的做法,甚至“法外施恩”。

1999年“两高”就下发了《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的通知》,要求各地司法机关坚决打击严重行贿犯罪分子,但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现实中,一再出现受贿者因贪入狱,数额特别巨大者甚至被判处死刑,而行贿人却逍遥法外的情况。

一个受贿案件对应的行贿人少则几人,多则数百人。例如,沈阳“慕马系列受贿案”中,向沈阳市原市委书记慕绥新行贿者多达56人,向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行贿者多达75人。

虽然行贿犯罪的法定刑低于受贿犯罪,但最高法的相关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贿犯罪量刑偏轻的事实。

贿赂是一条因果链条,行贿是“因”,是腐败源头。指望受贿一方通过拒贿来遏制贿赂犯罪的发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遏制贿赂犯罪必须从惩治行贿犯罪入手,在立法、执法领域坚持“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的刑事政策,坚决杜绝对行贿犯罪“法外施恩”。